于利华 刘延涛
淄博市桓台县农业局
摘要: 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转型的关键时期。培养大批职业化新型农民，是发展现代农业、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迫切需求。本文结合调研，对当前典型农民教育培训进行了研究分析，表明：参训农民“年龄大、学历低、女性偏多”现象与农村劳动力状况基本一致；各类培训特点突出，效果明显。阐述加快职业农民培育的紧迫性、必要性。提出：推进政策、法律改革创新；推进农业多功能性发展；加快进行“普及、提升、引领”三个层次职业农民培训教育。
关键词: 职业农民; 培育
2010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著名农民问题专家朱启臻以“谁在种地？”为主题[1]，对目前我国农村农业劳动力状况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建议实施“农业后继者工程”，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一方面，相当数量的农业从业人员不断地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民“非农化”以及“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趋势已十分明显。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物质装备、劳动生产率等不断提高，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及社会化服务等领域的社会分工、分业更趋细化，岗位职业化、职能专业化趋势也已显现，农业领域亦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精英”作为主体来引领现代农业的快速健康发展，“3860”（妇女和老人）只能暂时作为农业发展的维系和支撑。浙江、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以及户籍改革的四川成都等地提出了 “让农民成为一种职业而非身份”的呼吁[2]。劳动力是影响农业生产的首要因素。本文拟对职业农民的特点和当前农民教育培训情况进行研究分析，并结合调研及发达国家培育职业农民情况，在阐述职业农民内涵及发展紧迫性、必要性基础上，提出培育职业农民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决策提供参考。
1 职业农民内涵及发达国家职业农民培育启迪
1.1 我国“农民”概念的发展
五千余年的中国文明史始终是农耕文明史。“农民”在社会阶层中始终是一种身份与职业的混合体，他们生活在农村，从事的是农业生产。195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明确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体制；具有农村户口的居民就是农民，这是我国法律确认“农民”的唯一标准。2005年农业部《关于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意见》中提出培养“职业农民”的概念，其主要是：培养农村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在生产、经营、服务以及农村社会发展等领域，起示范带头作用的“专业农民”。2006年中央一号文中提出培养“新型农民”， “新型农民”是宏观上的一个概念，强调的是一种身份，指从事新时期农业生产、经营等 “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 的农民。而随着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亦有“农民职业化”的提出。这些与“农民”有关的概念和大规模国家教育培训紧密结合，广大农民科技、文化等低素质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1.2 “职业农民”内涵
1.2.1 职业农民诠释 百度百科的定义为：将农业作为产业进行经营，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规则来获取报酬，以期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职业农民是一个特定的概念，隐含3个前提条件：一是必须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二是必须以获取经济利润为目的；三是必须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从我国的现实来看，“新型农民”、“专业农民”、“农民职业化”等都还不能突破“传统农民”的范畴。
1.2.2 “职业”与“传统”农民比较 传统农民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农民；而职业农民更类似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职业经济人。两者差别主要有：一是传统农民 “世袭”，有不可选择性，即“农之子之为农”；而职业农民是由劳动者自我选择，有自主性。二是传统农民“土生土长”，他们“聚村而居，成群而落”，有封闭性；而职业农民既可以是本地人员，也可以是外地农民、城镇居民，可自由流动，有开放性。三时传统农民对于经营素质、科技知识、资金投入等方面可有可无、可多可少，几乎没有什么约束；而职业农民在经营素质、科技知识、劳动技能、管理经验、资金投入等方面或某一方面则须具备良好的条件，有很强的约束性。
1.3 发达国家职业农民的培育
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对农民的职业教育。丁国杰等 “欧盟三国农民教育培训的经验及借鉴” [3]，总结了英、法、德主要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立法保障并奖励激励，设专门教育管理机构和足够的经费保障，以核心农户为重点，开展农民创业培植，实行农业职业资格与职业准入制度。日本把发展农业教育、培养职业农民作为振兴农村和农业、适应现代农业发展、挽回农业地位下降的根本措施 [4] [5]；重审和重视农业的价值，设立国内外留学制度等，采取措施普及提高农业技术，鼓励农协对塑造新型现代化农民进行全方位的培养，推进小学、中学、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农业学院间的联系。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5] [6]主要是从科教兴农及法律的角度，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 “史密斯—休斯法”鼓励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为主要内容，要求对农村的青年和在农场工作的成年人接受正规的职业教育；立法把农学院、农业试验站、农业推广站建成完善而庞大的农业教育、研究与推广体系。韩国针对高素质农业劳动力流失问题, 对农民教育实施国家干预[7]；从1980年到1990年, 先后制订了“农渔民后继者育成基金法”和“农渔民发展特别措施法”，组织实施了农渔民后继者培养工程，明确培养新一代农民；通过宣传教育, 父母劝导, 鼓励农村青年报名，再通过一定程序公开、公平、公正选拔录取；对其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 使之成为合格的农渔民后继者；同时政府为农业后继者创业提供 2 000万至5 000万韩元的资金援助，对专业农户提供2 300万至1亿韩元的资金援助，为培养农业后继者和专业农户从法律上提供了保证[1]。
2 当前我国农民培训项目分析
近年来，我国针对农民素质普遍偏低的事实，启动和实施了大量农民教育培训项目，仅农业部门承担的典型的有：新型农民科技培训（2008年开始在笔者所在地实施，下同，2009年和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结合）、农民转移培训（2004年开始实施，至2009年，以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为目标；2010年开始全面转向培育特色专业农民和服务业等领域的为农服务公益性人员）、农民创业培训（2009年开始实施）等。这一系列农民教育培训活动为农业科技进步、农村发展、农民素质提高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参与培训农民满意度接近100%。为便于研究分析，将上述项目按主要培育目标分为（下同）：A：科技培训（样本为桓台2010年1041名示范户），B：转移培训（样本为桓台2008年1176人），C：专业培训（样本为桓台2010年1010人），D：农业创业培训（样本为淄博市淄川、临淄等4区县2010年400人）。
2.1 参训农民年龄结构分析
参训农民年龄以参训时计，4类培训参训农民平均年龄分别为：51.9岁、26.5岁、43.5岁、36岁；按大小顺序为：A、C、D、B；总计平均年龄为39.6岁。从各年龄阶段分析：科技培训多集中在46岁以上，占75.6%，其中56岁以上占39%；转移培训多集中在30岁以下，占82.3%，培训学员几乎很少年龄超过35岁，年龄大的不是没有转移意向，而是用人单位不愿接收；专业培训多集中在45岁左右，占70.1%；创业培训多集中在35岁，占44.5%。4类项目都规定了农民身份、年龄等限制，原则上年龄不超过55岁，采取村里推荐、镇县把关等方式，但从初始报名情况来看，除转移培训外，均有数量不少、超过60岁的农民报名。据农村大众2011年9月29日报道，青州一个140人的小山村，现只剩下10位老人留守，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68岁。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导致农民培训的高龄化。“A、C、D”三项是针对农民的农业技能培训，平均年龄为45.8岁，而“B”项是减少农民的非农培训，两者平均年龄相差19.3岁，农业培训的高龄化与非农培训的低龄化，不仅反映了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趋势，也反映了对农业后继者农业培训的紧迫性。新生代农民本来就没有干过多少农活，而且今后也不愿意再从事农业劳动，他们更多的是向往城里的生活方式。韩俊等经过大量调研后认为：农民工变市民的愿望非常强烈，绝大多数表示，即使不放开户口制度，他们也要在城里留下来[8]。在 20世纪 90年代末，随着中国城镇化速度加快和越来越多农业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入非农产业，就已有学者开始担忧农民大量外出务工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农业劳动力短缺及由此造成农业生产不足问题；但在当时环境下，外出打工是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现在也是），况且农村劳动力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短缺”征兆；而目前农村社会结构中年龄层次的断裂和失衡，“谁在种地？”、“未来中国谁来种地？”问题已显现，并已明显，不仅需“未雨绸缪”，更需抓紧采取措施来加以解决和挽回。
2.2 参训农民学历结构分析
从参训农民学历层次来看，“A、B、C、D”4项目中具有初中或以下学历的分别为：68.78%、38.01%、49.9%、28%，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的分别为：31.22%、61.99%、50. 1%、72%。有较高学历的年轻人更多希望通过“转移培训”提高适应性及技能从而到“非农”领域，占61.99%；创业培训由于较严格控制了参训年龄（50岁以下）、学历（初中或以上），以高中学历居多，占46.75%，但初中学历仍占28%；而科技培训、专业培训参训学员不仅年龄偏大，整体学历也普遍偏低，初中及以下学历分别为：68.78%、49.9%。收入低、待遇差、机会少，是农村难以留住和吸引“精英”的原因；有专家称：“农村是人才的播种机，城市是人才的收割机”。2007年, 新华网发表过一篇“明天谁来当农民？”的报道，有关部门在河北某镇中学进行一项问卷调查， 96%的学生表示毕业后不愿当农民，仅有 4 %的学生表示愿意留在农村；“厌农、轻农”意识在中小学生中普遍存在 [9]。据有关媒体报道，名牌大学农民子女所占比例在降低，而所选专业“涉农”也不多；一方面反映农村教育落后，另一方面也反映农业专业吸引力低。笔者所在县，有所中等职业学校，已有几年不再开设“涉农”专业（与其他专业一样免学费，并有一定生活补贴），即便是升入高等农业院校有更多的把握，但鲜有人报名；所在县曾经有一年招收乡镇畜牧兽医事业人员（养殖业与种植业相比效益还好），经过测算最后定为中专学历及以上，而同期的其他招聘早已为大专以上层次。这些，不同程度说明当前高学历从业人员在“涉农”行业严重不足和将来“涉农”行业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的匮乏趋势。高学历虽然不能完全和高素质划等号，但其相关性高是人们普遍的共识。
2.3 参训农民性别结构及需求分析
从参训农民性别结构来看：“A、B、C、D”4项目女性分别占26.2%，49.8%、50.2%、32.3%，总平均占41.1%；科技培训“A”中女性虽然统计比例低，但实际参与培训的女性据观察仍然很高，这是因为科技培训是以“农户”为培训单位，户主作为统计对象的；说明：女性在涉农培训中基本上处于主导地位。这与农村劳动力构成中，妇女已经成为“半边天”的实际相一致。据朱启臻等调研认为[1]：农业劳动力中的妇女群体是一个不稳定的劳动力群体，他们留在农村只是暂时的、被动的；主要是照顾老人、孩子、土地等，随着条件的变化，特别是经济条件的显著改善，他们也会选择离开农村；在以“农户”为培训单位的科技培训中，据统计，承包土地超6666.7m2的农户达到353户，占总示范户的33.91%；女性参训比例虽然不低，家庭中男性也多数兼业，但她们对进一步多承包土地、提高机械化等不仅有渴望，而且对培训要求迫切、内容广、更系统，与调查部分有一定产业规模的“准职业农民”相似。随着农业产业发展及农业效益的提高，研究不同群体培训需求，既增加针对性，又对促进“以家庭为单位流动特性”的农业劳动力回归有积极意义。在培训需求社会调查方面，农户迫切需求的农业科技依次是：作物良种、病虫防治、科学施肥、特种养殖、农产品加工；迫切需求的服务依次为：水利建设、机械化、新技术培训、市场信息；1周内短期、单项实用技术培训是多数（占72%）被调查人员乐于接受的培训形式[10]；在与部分“准职业农民”（已有一定农业产业基础的专业合作社人员）座谈中，他们更多关注农业高新技术、国内外先进经验、农业政策、现代发展理念等；与社会需求调查有显著区别。这些虽与调查区农户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等因素有关，但也一定程度反映出现阶段农民培训的方式、重点和进行分层次培训的必要性。
2.4 农民参训动力因素及效果分析
早在2002年农业部调查[5]，在回答“接受培训动机”项目中，以“提高生产技能”的占36.86%，以“致富”的占52.98%，“为外出就业做准备”的占7.5%，而以“取得证书学历等”为目的的占2.65%；其调查对象主要是在家的农民（同期调查外出劳动力占总劳动力19.37%）。据近年我们初步调查分析[10]：农民不能参与培训的原因，无法找到培训机构（多数指非农培训）（11.7%），付一定费用（单纯农业培训除学历教育外已免费，可能指非农培训）（18.6%），没有时间（可能与兼业有关）（15.3%），增产难（调查区为粮食高产区）（35.6%），致富慢或其他（18.8%）；经济因素是制约农民是否参与培训的主要因素。而被调查者或多或少均参与过短期或普及性的农业教育，几乎全部有意向参与培训，而直接动因是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理论上分析，农户对科技有需求，实际上也需求强烈，但有效需求不足[11]；一些外部的、现实的因素如：制度、资金、规模、效益等制约着农户的有效需求。在近年的培训实践中，为提高农民参训积极性、吸引更多农民参与农业培训，不同程度采取增加误工补贴、利用农闲季节培训等措施。对4类项目部分参训农民培训效果座谈表明：“科技培训”学到了农业新知识，能解决生产中的难题，并能将简便易行的新技术自觉应用到生产中；“转移培训”学到了适应新岗位的基本技能和适应新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等的要求；“专业培训”能比较系统学习农业某一领域专业技能，对较快提升专业能力帮助大，同时对这一领域的发展，在理念上有帮助；“创业培训”借鉴了“SYB”（start your bussiness）培训模式，虽然没有单纯农业技术和技能培训内容，由于学员有一定的农业产业基础，加上学员以农业作为职业创业愿望较为强烈，在座谈中，普遍反映培训后在理念、层次上帮助很大，学了还想再学；并且后续有跟踪服务和指导。无疑这4类项目都围绕其各自侧重，实现了培训目标。研究分析已开展项目的效果，不仅有利于今后培训工作的开展，也为今后如何加快培育职业农民提供更多思考。
3 我国农民职业化发展特性
西方国家通过工业文明 “剥夺”或“福利”农民逐步实现“消灭”或“转化”身份农民 [12]。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现代化、城市化虽已长足发展，但国情决定了两条道路既不能走，也走不起。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分化现象也在不断加快，由过去的“民工潮”到现在出现“民工荒”，除自身素质、经济等因素外，农民流动的理性因素在增加；特别是近年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建设及“以工补农”等政策引导，“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服务体系建设”等吸引了数量不少的“非农民”参与。“农业作为职业、农民不再是身份”其道路、途径虽然极其复杂、历程漫长，但趋势明显，也极其必要和紧迫。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讲：职业农民的产生，昭示着“传统农民的终结”。
4 职业农民培育的对策建议
4.1 推进政策、法律改革创新，促进农业产业发展
我国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和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时期。要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就要大力推进改革创新，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强化政策、法律保障[13]。连续的中央一号文等巩固和加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农业人才作为农业发展第一资源的共识已初步形成。“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14]”把“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全社会人才队伍建设的主要任务；实施引导人才向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流动、实施人才创业扶持等10项重大政策；并把“现代农业人才支撑计划”列为12项重大人才工程之一。以上这些等，为从政策、法律上改革创新，解决“未来谁将种地？”问题提供了良好外部和现实环境。但当前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问题仍然突出，一些深层次矛盾制约着发展，又有一些新的矛盾在不断涌现。基础产业的农业作为人们自由选择和有吸引力的职业，需在不断夯实、不断强化、不断探索的基础上，不断注入新的动力。就当前来讲，要加快改革户籍管理制度，要让户口与福利脱钩，公共服务权、子女受教育权、社保权等平等，赋予农民真正国民待遇，加快配套改革，建立起流动自由、城乡一体、有利发展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推动人才自由流动、自主择业。要完善农村经营制度，解决家庭经营和统一经营的矛盾，加快培育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使之成为引领农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要创新土地流转制度，在稳定土地承包制度的基础上，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鼓励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推动土地经营向集约化发展；制订有利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相关政策和措施，支持和鼓励土地经营权向以职业农民为主的现代农业主体流转，并增强流转的规范性和稳定性。要强化金融服务创新，在国家财政扶持和引导下，鼓励民间资金和社会工商资本参与现代农业建设和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建设。
4.2 推动农业多功能性发展，以文化、教育营造人才聚集地
过去一段时期，农业仅作为人类生存、工农业产品供给的 “基础”产业，而其作为生态、文化等“公益”功能被长期忽视。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农业不仅具有食品保障功能，而且具有原料供给、就业增长、生态保护、观光旅游、文化传承功能 [15]。”重提和强化农业的多功能性，无疑为全面认识农业和发展现代农业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英文“农业”一词Agriculture，就是由前缀Agri和Culture（文化）合成而来的。综观历史，文化既表现为对社会发展的导向作用，又表现为对社会的规范、调控作用，同时还表现为对社会的凝聚作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以新的目光看待农业，以新的视角认识农业，以新的理念发展农业，人们特别是大、中、小学生等就不会“轻农、厌农、弃农”。如：时下观光休闲农业和一些“农业节”或“农民节”，将农业和旅游业等结合，以农业和农村为载体，融入现代文明元素，利用农业资源环境、田园景观、农业经营活动及农耕文化，吸引人们来观赏、品尝、购物、习作、体验、休闲、度假，不仅让人们受到了农业教育，而且回归了自然、放松了身心、提高了生活质量，在带动地区发展、传承传统农业文化的同时，亦促进了人才双向流动。农业的多功能性启示全社会要善待农业、重视农业、扶持农业，把农业作为公益事业来建设；加快全社会不同层次、不同内容、不限身份的农业教育，吸引和培养越来越多“想种地”、“能种地”的农业后继者，来推动农业、农民教育和农民职业化的发展。
4.3 分层次培育农民，使职业农民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主体
从对4类农民教育培训项目的初步分析及现实情况来看，农民培训已滞后于社会发展需求。一般来讲，职业农民的培养是在农业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培育农民职业化素养、职业化行为规范和职业化技能三个方面，重点在观念、知识、技能、诚信、合作等方面加强培养，使农民在思维、行为、态度、心理等能符合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现阶段应积极探索和创新农民培训教育模式，充分利用职教资源（据了解：中、高等农业职业教育都面临生源严重不足的问题），把现代教育方式与传统教育方式有机衔接起来, 做到长短结合、远近结合、点面结合，阶段性教育与终身教育结合，技能性培训与系统性教育结合。通过各种努力，整体上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和农民职业化发展。
一是普及农业教育，为农业发展提供长期保障。我国农民数量大、分布广、总体受教育程度低，加强农民教育，提高亿万农民素质，是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政府行为保障、制度保障和投资保障是农民教育支撑的三个重要部分。采取广覆盖、规模大、成本低、快捷便利的多层次、多元化、多纬度的教育形式，符合我国国情和现阶段快速发展的战略。因此，不论是农民科技培训、专业培训、创业培训，还是转移培训等涉农教育培训，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并统筹兼顾。同时，加快普及农业教育，形成全社会关爱农业、尊重农民的良好氛围。
二是提升农业教育水平，以中等农业教育为重点，培育致力于农业发展的年轻一代，使之成为以农业为职业的未来职业农民。培训对象可以是农业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成员、家庭农场、农产品加工户、农家乐、休闲观光农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可以是农产品经纪人、农业服务组织骨干以及回乡创办农业产业和外出承包土地的各类人员，也可以是致力于农业发展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各类大中专毕业生及大学生村官等；取消农业及非农业户口等限制，广泛吸纳致力于农业发展的年轻人才。培训方式可以把创业培训（SYB）、中等职业教育等改革创新，提高选择农业项目、资金运筹、经营管理、人才组织、企业运营等能力，提高或增加补助补贴标准（要显著高于其他专业），灵活掌握实训、理论学习时间安排，以创业实训为主要内容，以创业效果为考核目标；借鉴国外经验如：韩国的“农业继承人”计划等，扶持培育一大批热爱农业、并以农业成功创业的中小企业家群体。在某些成熟或关键农业领域亦可建立职业准入制度，实施学历证书与技能证书的“双证制”结合[16]。力争2年左右时间，为每个行政村主要特色产业至少培育2－3名示范带动能力强的带头人。
三是培育农业高层次人才，引领现代农业发展。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市场和社会对高层次农业人才和高级应用型人才需求日趋增加。在搞好中等农业职业教育与高等农业职业教育衔接的基础上，让部分优秀人才有更多机会进入高一级的院校进修。鼓励和重点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责人和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生产能手和农村经纪人等优秀生产经营人才，开展技术交流、学习研修、观摩展示等活动；有条件可选派部分优秀农业实用人才到先进发达国家留学深造或考察学习，直接接受先进发达地区现代农业物质装备、科学技术、产业体系、经营形式、发展理念等教育，引领和加快我国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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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
[15]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7
[16] 陈良伟等.现代农业背景下的职业农民培育研究,浙江现代农业,2010(3) |
